12月22日晚7点，相较深冬的渗骨之寒，教五多功能报告厅早已热浪翻腾，第184期弘毅讲堂迎来了武大名嘴之一的邓晓芒教授。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邓晓芒教授以“中国当代启蒙之任务与对象”为题，为武大学子带来了一场“思想盛宴”。

中国启蒙之历史进程与症结

“启蒙绝不是一场简单的运动，它是一个不断探索的历史过程，是对由于人类自身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的改变的过程，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论及中国当代启蒙之任务时，邓晓芒教授先后引用康德与福柯两位哲人有关启蒙这一基本概念的界定来说明：启蒙无论之于世界，还是之于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与任务。在此，邓晓芒教授首先以时空之变化为背景，解析了西方启蒙所经历的以卢梭、康德和福柯为代表人物的三个主要阶段，并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和在批判的视野下对比三代启蒙思想先驱的主要观点及他们思想之异同，进而揭示了启蒙的内在矛盾即自由与理性的矛盾。

“类比西方启蒙思潮，我国启蒙之发展还处于进化启蒙到卢梭这一阶段。”反观中国当代启蒙之发展，邓晓芒教授认为，中国虽然经历了二个启蒙阶段（第一阶段：五四时期；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然而我们的启蒙仍在真正启蒙的门外徘徊，这种旧话重提和无实质进展的根源就在于“我们没有将批判提升到思维范式的高度”。

“中国当代启蒙之所以出现无路可走的现象，在于中国当代启蒙过程中历史的错位与迷失”。 通过对中西启蒙历史背景、文化差异等多层因素的对比和大量实例的论证，邓晓芒教授指出这种错位与迷失主要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包括逻辑理性和超越理性）的缺失及认知错位，表现为我们对西方式“理性”和中国式“性理”、对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混淆。在此，邓晓芒教授特别指出，我们将理性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理”混为一谈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失误之一。可悲的是，“我们的启蒙还未进门，却已经在宣称我们超越了启蒙”。这种抛弃了启蒙本质的 “口号”式的“轰动效应”根本无益于中国社会思想之革命、政治体制之改革及民主化之进程。

中国启蒙之任务与对象

“谈及中国当代启蒙的任务，我们无非又要谈及‘德先生’和‘赛先生’了。”在对我国启蒙发展的两大阶段的反思中，邓晓芒教授指出，科学与民主是我们当今发展启蒙的两大任务。所谓科学，即是要求我们发展科学要升入到理性层面，反对将科学等同于工具、技术的观念，认为真正的科学精神不仅包括技术，更重要的是包含了一种理性的、质疑的精神。所谓民主，即是要求我们对民主的理解要深入到人权层次，理清集中、民主与人权之间的关系。

“天理之理，实为一种无理之理，中国当代启蒙之首要对象就是天理。”邓晓芒教授以逻辑理性和自由精神之说犀利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理”的实质，并认为今天中国启蒙的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以真正的理性对抗中国之天理。其次，对象之二—— “自由”。 “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次巨大失误在于将狂狷与自由混淆。”邓晓芒教授指出，自由这一概念意味着人的尊严和人格，并认为以法理观重建我们的人权观、自由观是我们在社会转型时期分析并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持。

当务之急是重启启蒙之思

短短两小时讲座中，邓晓芒教授充满哲理的思辨为我们深度解析当今社会“潜规则”盛行、人格尊严的践踏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同时，邓晓芒教授大力倡导的“科学精神之质疑”对当代大学生之研习实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讲座尾声，邓晓芒教授指出，新世纪下，中国之启蒙并非无路可走，出路即是“在日常生活中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今天启蒙之于中国绝不能回到传统中寻求出路，也不应当继续徘徊于“门外”，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要重启启蒙之思，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奠定基础。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纷纷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信仰危机”和“人生价值”等问题向邓晓芒教授提问。讲座在邓晓芒教授精辟的解答与同学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圆满结束。